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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法人单位利用保险合同私分国有资产的法律责任及其处理

    2005-12-12 00:00:00

        当前,为数不少的法人单位作为投保人为其员工向保险公司购买养老保险、分红险等团体寿险保单,保险费由法人单位直接交纳、且保费数额均较大。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法人单位及该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在购买此类团体寿险产品时,违反了国家关于单位为员工购买商业保险的有关规定,被检察机关以私分国有资产罪追究刑事责任,且法院认定构成私分国有资产罪的案件时有发生。(本文在此不讨论是否所有法人单位未依法为职工投保团体寿险的行为都构成私分国有资产罪)。笔者注意到,此类案件的判决存在以下现象:第一,判决书虽认定法人单位利用签订保险合同私分国有资产的行为属单位犯罪,但却只将该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列为刑事案件的被告人,而不追究法人单位的法律责任;第二,判决书认定法人单位向保险公司交纳的保险费为赃款,予以全部追缴。由此,就产生了以下问题:第一,作为善意第三人的保险公司与作为投保人的法人单位所签保险合同无效后的法律后果及承担问题;第二,作为善意第三人的保险公司合法民事权益是否应当保护问题。笔者认为,司法机关在处理此类刑事案件及追缴赃款的过程中,应充分考虑保护作为善意第三人保险公司的合法权益。

    本文所指的善意第三人,是指在与刑事犯罪分子订立团体寿险合同时没有过错的第三人。在民事合同中,善意第三人应当享有的权益受到法律保护。保护善意第三人合法权益,也是我国刑法中的一个基本原则,其目的在于追究刑事犯罪分子的法律责任时,保护善意第三人的民事权利,稳定已经形成的经济关系和经济秩序。

    由于保险合同的特殊性,司法机关在处理此类案件时,容易忽略保险公司的法律地位和合法权益。保险合同的特殊性表现在于:第一、投保人向保险人交纳保费,所购买的保险标的物不是有形物质,而是无形的风险保障;第二、这种风险的发生具有或然性,即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第三、投保人交纳保费后取得的对价根据险种不同,分别为保险公司应当承担的保险责任以及到期应当支付的保险金;第四、保险公司在保险合同签订之后,不论保险事故是否现实发生,均已提供了相应的服务,支付了相应的成本。由此可以看出,保险合同与一般的货物买卖合同存在很大的区别。一般货物买卖合同,其犯罪嫌疑人用于购买货物的赃款,在合同履行中通过交纳货款取得对价,即货物的所有权。因此,司法机关通常追缴的是犯罪嫌疑人控制之下的货物,而不涉及到善意第三人。而当涉及保险合同时,司法机关往往直接追缴保险公司依保险合同已经取得的保费,则必然会损害到保险公司作为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即保险合同签订后保险公司已经支付的相应成本。

    在上述案例中,司法机关将投保单位交纳的保费全部列为赃款追缴,此种做法实际上损害了保险公司的合法权益。因为投保单位交纳的保费虽然直接来源于投保单位对国有资产的私分,但这种对国有资产的私分是通过一种民事合同形式,即保险合同来完成的,所交保费中包含善意第三人依保险合同应当取得的利益。因此,如果对善意第三人应得利益也不予以保护,则明显违反国家司法制度的基本准则。司法机关因投保单位违法行为造成赃款不能全额追缴的损失,属于投保单位私分国有资产而造成的损失,此种损失应由投保单位承担法律责任,而不应由善意第三人自行承担。也就是说,投保单位应当承担保险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

    笔者注意到:由于司法审判机关在审判程序上的原因,导致法人单位利用保险合同私分国有资产案件的处理存在一定的问题,如刑事案件审理时没有附带民事诉讼,因此,刑事案件审判结果不可能认定保险合同无效以及保险合同无效的法律责任应当由投保单位承担,从而导致此类案件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没有得到有效保护。

    笔者认为,为了使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得到保护,通常有以下两种救济方法:

    第一、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的同时,应依职权通知善意第三人作为本案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或者由审判机关在审理此类刑事案件过程中,依职权通知善意第三人,以确认保险合同无效及要求赔偿损失为由,起诉本案刑事案件的被告人,法院以刑事诉讼附带民事诉讼的方式予以合并审理。在确认保险合同无效的同时,充分考虑善意第三人的损失,在追缴投保单位所交保险费时,应当将这部分损失予以扣除,这部分损失视为投保单位因违法行为给国有资产造成的损失,在审判过程中应当作为加重投保单位及直接责任人的刑事责任的情形予以考虑。

    第二、在司法机关判决刑事案件的被告人犯有私分国有资产罪,并将保费全部收缴之后,保险公司作为善意第三人有权向法院直接提起民事诉讼,要求犯有私分国有资产罪的法人单位赔偿因合同无效而导致保险公司遭
  • 《保险法》第六十八条应予修改完善

    2005-12-12 00:00:00

    《保险法》第六十八条应予修改完善

     

    现行《保险法》于1995年制定,2002年进行了部分修改,但此次修改主要是围绕保险业法展开,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保险合同部分条文不够明确和完善的问题。随着保险业的快速发展和法律环境的持续变化,现行《保险法》中的一些规定不仅不能适应保险业的发展和监管的需要,而且还使保险合同纠纷的解决缺乏法律依据。200411月,中国保监会再次启动保险法的修改工作,《保险法》的再次修改无疑将使我国保险立法进一步符合保险业发展的需求,同时也有利于解决现阶段保险合同纠纷存在法律适用不明确的问题。

    笔者作为一名从事保险专业法律服务的律师,在处理的诸多保险合同纠纷中,深感《保险法》中保险合同部分的条款规定存在一定的漏洞和缺陷,亟待完善。现仅就《保险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谈谈个人的看法。

    笔者曾经接触这样一起保险合同纠纷:被保险人购买了一家人寿保险公司的人寿险并附加意外伤害医疗及住院医疗保险,后被保险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受到伤害住院治疗,共发生医疗费用一万余元。为此,被保险人同时向第三人和保险公司提出索赔,索赔过程中,第三人先于保险公司赔偿了被保险人所支付的全部医疗费用,但被保险人却未放弃向保险公司索赔。保险公司在了解上述情况后,拒绝了被保险人的索赔要求,理由是,被保险人的医疗费用已经从第三人处获得赔偿,保险公司无须再赔付。被保险人在收到保险公司的拒赔后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保险公司依保险合同的约定立即支付保险赔偿金一万余元。被保险人起诉的理由是,依据《保险法》第68条规定,“人身保险的被保险人因第三者的行为而发生死亡、伤残或者疾病等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向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给付保险金后,不得享有向第三者追偿的权利。但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仍有权向第三者请求赔偿。”也就是说,签订人身保险合同的人寿保险公司不享有向第三者追偿的权利,其向被保险人赔偿后并不影响被保险人向第三人请求赔偿;反之,保险公司也不得因被保险人从第三人处获得损害赔偿而免除其应当承担的保险责任。而保险公司则主张,医疗费用的保险属财产保险性质的保险,应当适用损失补偿原则,由于被保险人的损失已经得到补偿,所以对被保险人而言,即无损失发生,无损失则不应当赔偿。法院经审理后最终支持了保险公司的请求,并以被保险人不得获得双重赔偿为由驳回了被保险人的诉讼请求。从这一案例我们不难发现,法院在本案的法律适用上并无明确的依据,法官完全是综合运用保险的基本原理和保险法的特有原则即损失补偿原则而作出的裁决。

    根据保险的基本理论,财产保险保障的是被保险人对其财产所享有的经济上的利益,该利益所受到的损害是可以用金钱来计算的,被保险人通过保险达到弥补其所受经济损失的目的,而不是通过保险获得额外或不正当的利益,这正是财产保险的基本原则即“损失补偿原则”。所以《保险法》在第二节“财产保险合同”部分第45条规定,“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即我们通常所称代位追偿权,法律赋予保险人行使代位追偿权,其目的就是防止被保险人通过购买保险而获取不当利益,如果被保险人在取得保险赔偿金后又向第三者请求赔偿,则其就获得了双倍利益。而人身保险保障的是被保险人的生命或身体的完整,基于人的生命或身体受到损害无法用金钱加以衡量,该损害是无价的,被保险人获得赔偿不存在不当得利的问题,因此,《保险法》第68条规定,在人身保险中,保险人不享有向第三者追偿的权利。但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仍有权向第三者请求赔偿。但从上述案例中我们不难发现,《保险法》第68条的规定存在一定的漏洞,立法者忽略了人身保险中有部分险种如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中关于医疗费用的保险不完全属于人身保险的范畴,在保险业界,通常将此类保险称为“第三领域的保险”或称“中间性保险”,这类险种保险的目的同样在于补偿被保险人因疾病或伤害而支出的医疗费用,被保险人不能因疾病或受伤害治疗而获得不当利益,故这类保险应当适用损失补偿原则,保险人应当享有代位追偿权。如果上述案例依照《保险法》第68条的规定处理,保险人赔付后不能向第三者行使代位追偿权,则被保险人有可能通过向第三者请求赔偿而获得额外的不当利益,即获得双重赔偿,这一利益明显为法律所不容,这也正是法院没有支持被保险人的根本原因。

    综上,笔者认为,在此次《保险法》的再度修改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在人身保险中还存在被称之为“第三领域保险”险种的特殊属性,明确规定此类保险适用损失补偿原则,要么将其纳入财产保险的范畴;要么与其他人身保险合同的规定区分开来,则可以有效避免上述保险合同纠纷的出现,同时明确了上述保险合同纠纷案件的法律适用。而现行《保险法》第68条笼统规定人身保险的保险人不享有向第三者的代位追偿权,则使解决上述保险合同纠纷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法院在审理这类保险合同纠纷时由于没有明确的法律适用也容易出现不同的裁决结果。

  • 保险理赔如何正确适用保险法六十四条的规定

    2005-12-12 00:00:00

                                                

     

    在因被保险人死亡而引发的人寿保险理赔案件中,经常遇到保险法六十四条规定的三种情形:一是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没有指定受益人的;二是受益人先于被保险人死亡,没有其他受益人的;三是受益人依法丧失受益权或者放弃受益权,没有其他受益人的。在上述三种情况下,保险公司应当根据保险法六十四条的规定作出赔付。即“被保险人死亡后,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由保险人向被保险人的继承人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但在保险理赔实务中,大多数保险公司的理赔人员对如何理解和适用保险法六十四条感到十分困惑。

    目前多数保险理赔人员认为,保险公司应当查清被保险人的全部继承人情况,也就是说,“一个都不能少”。但事实是,保险公司想查清并通知被保险人的全部继承人来领取保险金并非一件易事。因为,保险公司作为一家从事保险业务的商业性机构,并不具备国家赋予的司法调查权,保险公司的调查受到各方面的限制和制约。目前保险公司对被保险人的继承人的调查和核实,大部分还是基于对保险金申请人提供的一些法律文件做形式上的审查,很难作出进一步的调查。也就是说,利用保险公司现有的调查手段,很难判断是否已经查清了被保险人的全部继承人情况。根据我国继承法的有关规定,被继承人的配偶、子女和父母均为法定第一顺序继承人,均有权继承被保险人的遗产,领取保险金。但现实中的情况往往非常复杂。如被保险人的子女就存在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继子女等多种情况,在笔者接受咨询的一起保险理赔案件中就存在这样的情况:据保险公司调查和了解的情况,被保险人还有多个继子女,应为被保险人的法定继承人。但由于种种原因,保险公司一直无法查清被保险人的继子女的生存状况和联系方式,无法通知被保险人的继子女来领取保险金。那么,在明知被保险人还有其他继承人的情况下,保险公司能否只将保险金给付享有继承权的申请人?另一件保险理赔案例的情况是:申请人作为被保险人的配偶,他声称被保险人的父母已经去世多年,但又不能提供被保险人父母的死亡证明。在此种情况下,保险公司能否直接将保险金给付该申请人,而不考虑被保险人父母还可能生存的情况?

    因此,有的保险理赔人员在担心可能查不清被保险人的全部继承人的情况下,采取与申请人签订协议书的做法。即要求保险金的申请人与保险公司签订一份协议书,在该协议书中明确规定,当被保险人的其他法定继承人出现后,申请人应当将取得的保险金交还保险公司,由保险公司重新进行分配。也有的协议规定保险公司不再负责,由申请人自行处理。

    另外,在两个以上的多个继承人申领保险金时,保险理赔人员又面临对多个继承人的继承份额如何确定的问题。特别是遇到多个继承人不同意对保险金进行等额分配或对其中某一继承人的继承权提出异议等复杂情况时,保险公司的理赔人员感到难以应对,不知如何处理。问题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保险公司并不是国家司法行政机构,并无司法裁量权,无权裁决继承权争议;另一方面,保险公司中的大多数理赔人员并不是法律专业人士,不具备法律专业知识,对较为复杂的继承权争议缺乏协调解决的能力。因此,在此类保险理赔中,各保险公司的处理不尽相同,可谓是五花八门。有的保险公司根据调查、核实的继承人情况,按已知的继承人的人数对保险金进行等额分配。但这种做法有时并不被全体继承人接受,有的继承人认为,保险公司不应当等额分配保险金,而应当考虑继承人对被保险人生前所尽义务的大小以及各个继承人的经济状况,因此,要求保险公司对未尽义务的继承人少给或不给付保险金。有的保险公司则要求申请人向保险公司提供一份经当地公证机关公证的保险金分配协议书,保险公司按该协议书中的人员名单和份额给付保险金。还有的保险公司直接将保险金提存到公证机关,由公证机关通知继承人领取保险金。如遇继承人之间因继承权发生争议时,有的保险公司采取暂不作赔付的办法,告知申请人先向司法机关申请裁决,待司法机关下达裁判文书后,再作赔付。但作出赔付的时间肯定超出了保险法二十六条规定的保险公司理赔时间。

    面对保险理赔人员的困惑,笔者认为,解决这一困惑的关键在于对保险法六十四条应当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和适用。保险法六十四条的规定主要解决没有保险受益人的情况下保险金的归属问题,保险公司的义务,就是向享有保险金继承权的申请人给付保险金。因此,保险公司只要对保险金申请人的继承人身份进行审查、确认,并根据确认结果作出赔与不赔的决定。而证明被保险人的继承人身份以及对继承份额作出分配的义务人是保险金的申请人,保险公司没有义务去查清被保险人的全部继承人情况并对保险金继承份额进行确定,更没有义务解决保险金继承权纠纷。因此,笔者在此抛砖引玉,对此类保险理赔案件的处理,提出自己的一点建议供保险理赔人员参考。笔者建议,对此类理赔案件的处理,保险公司可以采取制作保险金申领告知书的办法,以书面形式通知保险金的申请人。在告知书中要求保险金的申请人在一个合理的期限内,向保险公司提供一份经公证机关公证的继承公证书,该继承公证书必须证明申请人的继承人身份和继承份额。保险公司在收到申请人提供的继承公证书之日起的几个工作日内,完成保险金的给付工作。如果申请人在告知书给定的期限内因种种原因无法提供继承公证书,保险公司则有权将保险金提存到某一公证机关,由公证机关以书面方式通知申请人持有关证明文件向公证机关申领保险金。笔者认为,上述做法大致有三方面的好处:首先,进一步强化、并规范保险公司的理赔程序,使申请人索赔时一目了然,可以避免和减少申请人与保险公司之间的理赔纠纷;其次,由申请人提供继承公证书,使申请人承担证明继承人身份以及对继承份额进行确定的义务,这既解决了保险公司无调查手段的困惑,又保证了案件的理赔符合保险法六十四条的规定;最后,保险金的提存,解决了因继承权纠纷对保险公司理赔时间的影响,提高了保险理赔的效率,提升了保险公司的服务形象。

    综上所述,对保险法六十四条的正确理解和适用,才有可能找到解决保险金给付问题的最佳途径。另外,我国目前保险法配套立法的不完善,也导致对保险法六十四条的理解和适用产生困惑。为此,笔者在此呼吁国家有关部门尽快完善保险配套立法,使保险理赔做到有法可依,减少或避免保险理赔纠纷案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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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建立时间: 2005-07-07
  • 更新时间: 2005-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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